隋文帝即位以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抑佛的政策，转而采取大力恢复和扶持佛教的方针。他在后来的一道诏书中公开宣称：“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4]有学者将他崇佛的活动概括为5个方面：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作佛事。[5]杨坚登基以后，立即下令在他所谓“龙潜”时，所经历过的45州，“皆悉同时起大兴国寺”[6]，同时诏令五岳各建佛寺一所。《续高僧传·总论》说：“隋高荷负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有数字说，“自开皇之初（581年），终于仁寿之末（604年）……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7]。至于建塔，仅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先后3次下诏，在全国113州各建舍利塔1座，共113座。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里说：“前后置塔诸州，百有余所。”由此可见，隋文帝一朝全国各地真可谓“寺塔林立”了。关于度僧，《隋书·经籍志四》记载：“开皇元年（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一时信教者纷纷出家，至于那些假借出家名义，规避王役者也不在少数，有数字表明，仅开皇十年（590年）新度之僧即多达五十余万之众。[8]关于广写佛经，《隋书·经籍志四》也有记载：“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据法琳《辩正论》卷三说：“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另外，还“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同时，还对伪造的佛经进行了甄别、刊定。隋文帝结交、笼络和尚的情况，也相当突出，灵裕、法论、智舜、昙迁、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灵藏、智炫等，或受文帝征召，或为他所赏识，出入宫禁，随驾巡幸，恩宠一时。其中尤以所谓“布衣之友”灵藏，最得宠信，《续高僧传·灵藏传》说：“藏与高祖，布衣之友，情款绸狎。及龙飞兹始，弥结深衷，礼让崇敦，光价朝宰。”他能随便出入宫廷，“与帝等伦！坐必同榻，行必同舆”，连当朝宰相也得向他“两日一参”，难怪隋文帝感叹：“弟子（按：文帝自称）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并准许他随便度人出家，仅他前后所度僧尼，即有数万之多，真是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隋文帝还经常大作佛事，如请和尚祈雨，受戒，释囚，修治经、像，大行布施等。开皇五年（585年），文帝敕云：“自今以后，讫朕一世，每月常请二七僧，随番上下转经；经师四人，大德三人，于大兴殿，读一切经。虽日览万机，而耳餐法味，每夜行道。皇后及宫人，亲听读经，若有疑处，问三大德”[9]。次年，因天旱，一次就敕请僧300人于正殿祈雨，文帝及五品以上大臣，皆席地而坐，“北面而受八戒”[10]。至于布施，更是慷慨，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为复兴佛教，和皇后一次性施绢就多达12万匹，王公以下，舍钱数百万，赏赐庄田无数。[11]正是在隋文帝的带头倡导下，佛教事业开始走向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