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人人都成为重礼节、安处善、乐循理的君子，董仲舒特别强调教化的功能。他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一类是虽教也不能为善的斗筲之性，一类是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这开了性三品说的先河。他又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63]他把少数圣人和极恶分子排除于讨论范围之外，着重强调对中民——包括统治阶层与劳动人民在内的普通人开发善质，进行教化的重要。他不同意孟子、荀子等人的性善论或性恶论，而认为像天有阴阳两种属性一样，人性中也有贪和仁两个方面。既然“天有阴阳禁”，人就应该节制贪欲，做到“身有情欲栣”。而且人性中虽然有善的品质，却并不等于已经成为善的现实。“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性有善质，而未能善。”[64]性好比是茧或卵，善好比是丝或雏。如同茧和卵需要加工、孵化才能成为丝和雏一样，性只有经过改造，才能臻于善：“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65]可见他的人性论是德教说的理论基础，要把可善之质转化为善性，抓住了伦常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