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之所以呈现出三教鼎足而立之势，与此时的赵宋王朝以理学（被程朱发展了的儒学）为主，佛、道并存，三教互为借鉴、吸纳的思潮有关系。北宋时期一方面中原各地佛寺遍布，教派林立，翻译、雕刻印刷经书，为佛经作注从未间断，全国僧徒几达40万，而尼僧也有6万之多；另一方面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时开封、苏州等地的道观遍立，为一时之甚，华山道士陈抟承蒙太宗召见，徽宗竟披挂上阵，自称是神霄帝君临凡。更有甚者，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演出了一连串的“天书”闹剧，虚构了一个赵姓祖先赵玄朗，奉为道教的天神，尊为“太上混元皇帝”。[65]与此同时，儒学被二程和朱熹发展到了极致，成为赵宋王朝的统治理论。但三家在长期的斗争并存中，相互取长补短，尤其是儒家学者从佛道中学到抽象思辨的能力和逻辑推理的本领，并借用佛道中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最终创立了糅儒佛道为一体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谈宋代文化对外国的影响，不能囿于两宋的时间框架，因为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灿烂辉煌的几页之一，它的深远影响几达元明清，而程朱理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就是由元开始，到明达至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