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遇事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喜怒用刑，不独人主，人臣亦然。魏徵针砭的是整个司法界的时弊，但要唐太宗承担主要责任，带头守法，不失有识之见；唐太宗“深嘉而纳用”,不失豁达大度。
臣下奉公守法，吏治清平。如果说，魏徵督促君主带头守法是可嘉的话，那么，唐太宗训诫臣下遵守法纪，严格执法也是可取的。君臣互励，相得益彰，树立了贞观一代上下守法的良好风气。
唐太宗鉴于隋末官吏违法过滥的历史教训，要求臣下严格守法。贞观元年，唐太宗发布诏令，指出律令已颁， “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谆谆告诫臣下以后如有违犯，严加纠弹。尔后，唐太宗又启示大臣说：“朕见隋炀帝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朕意不然，但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唐太宗表白自己与隋炀帝猜忌大臣不同，而是信任臣下。只是担心臣下是否奉公守法，以致出现冤案。当然，他强调百官奉公守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长守富贵”,正如他所说的： “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披露了他强调守法的真实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