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他们全都给占去了，真是太不像话了！”有几次他这样模糊地自忖着。“我可没干什么坏事。”现在，当他回首往事，分析导致他偷那笔钱的情形时，他开始适度地替自己辩护。他干了什么，究竟干了什么，要把他这样排挤出去，要把这么多的困难堆在他的头上？对他来说，仿佛就在昨天，他还过得舒适、宽裕。可是现在，他却被剥夺了这一切。
“她不应该享受从我这里拿去的这一切，这一点可以肯定。我没干什么大不了的坏事，要是人人都明白这个就好了。”他没有想过应该公开这些事实。这只不过是他从自身寻找的一种精神辩护--它使他能够像个正直的人一样忍受自己的处境。
在关闭沃伦街酒店前五个星期的一天下午，他离开酒店去拜访他在《先驱报》上看见登有广告的三四个地方。一个在金街，他去看了，但没进去。这地方看上去太寒酸了，他觉得无法忍受。另一个在波威里街上，他这条街上有很多豪华的酒店。这家酒店靠近格蓝德街，果然装修得非常漂亮。他转弯抹角地和店东兜着圈子谈论投资问题，整整谈了有３刻钟。店东强调说，他身体不好，因此想找个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