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俚说起来滔滔不绝，仍是朱怀镜往常熟悉的样子。这世界似乎谁都变了，只有曾俚没有变。朱怀镜本是来说乌县皇桃假种案的，想让曾俚不再报道此事。可一坐下来，就在听曾俚演说。他想先同曾俚说这些轻松的话题，再去说他要说的事情，就玩笑道：“老同学，你总是这个样子，忧国忧民的！难道你就不可以放开些？”
朱怀镜这话并没有让曾俚的脸增添些温暖的颜色，仍是凝重而严肃。他浩然长叹道：“梁漱溟先生把知识分子分为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两类。我想我属于问题中人。我也许真的冥顽不化，总让许多恼人的社会问题纠缠自己，让自己郁愤难平。前些年，我在系统地研究一些社会问题，我是心平气和地研究，尽量不夹杂个人的情绪。我想自己的研究对我们社会是绝对有益的。可是当我把一些思考形诸文字，却苦于找不到表达空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连最真诚、最善意的话都不能畅畅快快说？后来，我听一位经历了噩梦时代而劫后余生的老教授说了一段话，让我得到了答案。他说，当年我仅仅只是主张‘向着真实’，就遭弥天大祸。这样简单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可我们却要日日夜夜大声疾呼，来为这样平凡的真理去说明，去申辩！这位老教授其实并没有直接解答我的困惑，可我好像领悟到了什么。于是我放弃了自己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试着做一些直接有助于社会的事。其实也就是换一种说话方式。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了大量见诸报刊的报道各类官员腐败的文章，我把它们原原本本辑录在一起，既不掺水，也不加盐，只加以精当的评点。我想这些都不是我捏造的，而是公开报道过的，该没有问题吧？事实证明我仍然太天真了。出版社说这本书很不错，肯定畅销。可是这本书到底还是被主管部门给毙了。我也因此有幸成了有关部门特别注意的人物。于是我只好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