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租税
田租——绍兴推行经界，农民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因为朝廷本意在征取豪强隐匿的租税，原不曾为农民利益着想。正税以外，增课附税，税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税钱一贯，附加到十八贯。朝廷尽取州县所收租税，不留赢余，地方用费，州县官不得不别立名目，巧取附税。后来朝廷又尽取附税，州县官再设法附外加附，朝廷贪得无止境，人民负担加重也无止境。官户豪家只纳正税，比农民轻微得多。
杂税——建炎二年，赵构初到扬州，不敢公然加田赋，别创所谓经制钱，内包添酒钱、添卖糟钱、增收一分税钱、增添牙税钱、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等等名目。绍兴五年，改称总制钱，名目更烦琐，收入更增大，赵昚时岁收一千七百万贯。赵扩时四川岁收九十万贯，其他诸州共收七百八十余万贯。经制钱以外，绍兴二年又创所谓月桩钱。就是朝廷不问钱从何处来，只问州县官每月要钱供用。其中名目有曲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次诉讼不胜罚钱、胜诉欢喜钱等等。仅浙西一路，朝廷额收七十万贯，官吏额外又多取一半，人民负担在一百万贯以上。月桩以外，又有所谓板帐钱，取钱方法更卑劣。人民纳米要增收“耗剩”，交钱帛要多收“糜费”，陷害富人犯罪，得重科罚款，纵容胥吏妄为，得抽取赃物，诸如此类，不可遍举。月桩板帐每县定额数千贯至一万贯。赵昚时叶适说：“中产人家以前还能耕织自给衣食，现在流落为盗贼、饿尸了，如果经制等钱不停收，州县衰敝，生产破坏，是无法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