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他，我们可是好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和蔼地笑着说，“不过请原谅，他有点奇怪的想法。譬如，他坚持说地方自治会和调解法官完全是多此一举，他根本不愿意参与其事。”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伏隆斯基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到一只精致的高脚杯里，说，“不理解我们的权利所加于我们的义务，因此拒绝这种义务。”
“我知道，再也没有比他更尽责的人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伏隆斯基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声调惹恼了，说。
“而我，正相反，”伏隆斯基显然不知为什么被这话刺痛了，接着说道，“我，正相反，像我这样的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光荣，由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抬举（他指着斯维亚日斯基），选了我做调解法官，我认为出席自治局的会议和调解农民之间的马匹纠纷和我能做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做议员，我会认为是一种光荣，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人们不明白地主在国家里应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