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有许多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从属的地位，威尼斯的公爵渴望获得拜占庭宫廷赐予的虚衔和奴性的荣誉，就自由人民的官员看来，这完全是自甘堕落的行为。这种附庸关系的结合并非绝对也不可能牢固，由于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软弱，双方的联系无形中变得更为松散。从一开始的要求服从退化到保持尊敬，从授予特权发展为专卖，本国政府的自主权随着国外领土的独立而获得加强。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滨海城市，都接受亚得里亚海湾主人的统治。当他们为了阿历克塞的帝业，武装起来反对诺曼人时，皇帝靠的不是他们身为臣民的责任，而是忠实盟友的感激和慷慨。对威尼斯人而言，海洋是祖传的产业[4623]：地中海的西部从托斯卡纳到直布罗陀，都已落入他们的对头比萨和热那亚的手里；但是威尼斯早已从希腊和埃及的商业活动中赚到非常丰厚的收益。他们的财富随着欧洲的需求而增长，无论是丝绸、玻璃的制造，还是银行的建立，都是极为古老的行业，使他们能在高贵的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享受勤劳的果实。
共和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向外敌报复以及保证航运的畅通，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由100艘人员齐备的战船组成。希腊人、萨拉森人和诺曼人曾经在海上遭遇威尼斯的水师。叙利亚的法兰西人接受威尼斯人的帮助，占领了很长一段海岸地区。但他们的热情并非出于盲目或无私，提尔的攻取可以分享这座城市的统治权，能够掌握位居世界第一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的政策表现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海上强国的傲慢，然而这种野心还是有限度的，他们从未忘记自己因何而强大，如果说武装的战船是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那么贸易的商船就是根基和靠山。他们在宗教方面避免希腊的分裂主义，也不会对罗马教皇表现出奴性的服从，尽量与世界各地的非基督徒自由来往，可以及时遏止迷信行为的狂热。威尼斯的原始政府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当松散的混合体，元首由共和国全民大会选举产生，只要有民众的爱戴和成功的施政，就可以用君王的排场和权威进行统治。但是在国家经常发生变革的状况之下，他会被主持正义或毫无正义的群众运动所罢黜、放逐或杀害。在12世纪首度出现明智而又充满猜忌的贵族政治，元首成为华丽的摆设，更不容人民置喙。[4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