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9页。
[2]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1页。
[3]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1页。
[4]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9页。
[5] 王运熙、顾易生：《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先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
——“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
“穷而后工”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欧阳修的朋友梅圣俞才华横溢，抱负不凡，却仕途失意，一生坎坷。转而寄情山水，借景抒情，成为一代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感于此，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也写道：“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2]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司马迁遭到残酷的迫害，在苦难中他发愤著书立说，并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到《诗经》《离骚》等大抵是古人“发愤之所为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韩愈有感于孟郊年近六旬还在任溧阳尉这种小官一事，一方面同情其遭遇，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人生的坎坷不平会给他带来诗意情怀，于是在《送孟东野序》中展开了“不平则鸣”的议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他还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古代诗学中，与“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穷而后工”说相似的论述还很多。由此不难看出，“穷而后工”说是对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命题的总结，今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内涵，无疑是有意义的。